日升策略 北京多大年龄了？这座遗址，揭开三千年历史面纱_考古_邹衡_燕都

前 言日升策略

2025年4月24日，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。其中，“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”名列其中。

西周初期，燕国的分封使北京地区首次被纳入中原文明的治理体系中，开始了城市化、华夏化的进程。见证这一关键转变的考古发现便是西周燕国始封地——琉璃河遗址。

琉璃河遗址从不同角度证实了北京自西周时期开始的城市建设史，见证了北京逐渐从一隅之地发展为一国之都的关键转变，是首都北京三千余年赓续不断建城史的开端。

今天，我们就通过一篇长文，回顾琉璃河遗址的传奇故事。

琉璃河遗址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有了这里的西周燕都遗址，北京建城史才上溯到3000年前。有了这座城，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称。

谁发现了琉璃河

民国时期，位于北京西南40余公里处的房山琉璃河镇准备建水泥厂，中国银行派经理吴良才商洽相关事宜。

那时交通不便，从北京出发至琉璃河水泥厂，要途经一片荒野。当吴良才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时，发现此处遍地陶片，俯拾皆是。

考古爱好者往往喜欢金银珠玉，而考古专业人士则更看重陶器，因此也常被称为“玩陶片的”。吴良才是银行经理，可他玩陶片也是专业的。

吴良才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吴金鼎，受哥哥熏陶，吴良才也独具慧眼，他发现这里的陶片非比寻常，就捡了一大包，并兴冲冲地跑到中南海，找到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。

苏秉琦看到这些陶片，立即断定是商周的东西，无奈时局动荡，战火一直烧到北京周边，考证之事便搁置了。

1962年，各地农村都很困难。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，在安排考古实习时，考虑到外省条件太差，又想起1945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，就提出去房山调查。

“如果没有40年代吴先生提供的线索，也就不会有1962年派学生去实习的事。”曾任琉璃河考古队队长的殷玮璋说，这是苏老每次讲起这件事，都要说的话。

上世纪七十年的西周燕都车马坑发掘现场

1962年10月，当时的北大助教邹衡带领三名毕业班学生，两次到琉璃河的刘李店、董家林村试掘，通过挖开的几条探沟，发现了一些灰坑（古代的垃圾堆）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。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将这次试掘写进了报告，发表于《考古》1963年3期上，这是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的一篇文章。

上世纪60年代的发掘现场

记者找到当年报告，报告上明确地写着，1962年3月至6月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郭仁等在文物普查中发现琉璃河有商周遗迹。10月初至10月底，北大考古专业实习，选择了刘李店、董家林、黑古台等三处遗址做了小型试掘。

报告中，刘李店、董家林虽然被认定为商周遗址，但没有提及遗址和西周燕都有什么关联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也没有申请拨款继续发掘，显然是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。

为什么后来成为商周考古泰斗的邹衡去了两次，而且是奔着寻找燕都去的，却看走了眼呢？原来，当时董家林保留着一段一米多高的古城墙。这个城墙是历代堆积而成，邹衡刚好从城墙夯土里面找到了不少的辽代陶片，所以断定城墙是辽代的。

这是邹衡第一次与燕都失之交臂。

琉璃河考古的转折点日升策略

1964年，琉璃河公社黄土坡大队的“老施家”在东院墙外挖菜窖，挖出了两个铜疙瘩。朴实的农民受人怂恿，抱着宝物到城里的古玩集散地——琉璃厂去卖。谁想琉璃厂的人警惕性很高，认为这是从墓中盗出的文物，就偷偷报告了当地派出所，结果文物被公安局扣留，收归国有。

“就给了他一块钱作为路费”，此事在村里传为笑谈，却成了揭开遗址三千年面纱的关键一环。

挖菜窖挖出关键线索的施友

公安部门把文物上交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后，郭仁等专家发现，铜鼎上有“叔乍宝尊彝”铭文，铜爵上有“父癸”铭文。这两段铭文虽无特殊含义，但在北京出土带铭文的铜器本不多见，这两件东西似乎在提醒他们：琉璃河附近有西周古墓。

周代是一个崇尚礼制的时代，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都有等级规范。因此，有青铜器出土，八成就有高等级墓葬。

与此同时，遍寻燕都无果的邹衡，又把视线转回到了刘李店、董家林。

看似万事俱备，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已是箭在弦上，但正规发掘却又等了近十年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北京市的文物考古事业几乎停滞，本应破土而出的古城遗迹，再次陷入沉寂。

和推土机争地盘

1972年，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走出严冬，迎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。

曾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、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长的赵福生，就是当年走进北大的幸运儿。

“我1972年4月从陕北插队回来，进入北大考古专业，9月1日开学后，我们仅仅上了两个月的课，学了点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知识，就被送到琉璃河实践了。”

这种“边干边学”的安排明显不合常规，赵福生觉得比较懵懂，但在邹衡来说，却是“时不我待”的必然选择。邹衡后来在采访中说：“1972年回校后，我在业务上成了考古第一人，当然，在政治上还是不行。我一回来，就带着全体考古班学生，对刘李店和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发掘。”

让邹衡大惊失色的是，考古队还没挖出个所以然，旁边的刘李店村，很多推土机已经开始轮番作业了。

“当时有个指示，从北京到石家庄的公路两边要一平如镜，不平的地方要用推土机推平。”邹衡跑过去看时，发现文化层已被破坏，生土中分布着大、小灰坑，里面有不少碎陶片，甚至还有疑似车马坑的马骨头和车架子。

“邹先生让当地人赶快停下来，但是没效果。他连夜赶回北大，向北大军管负责人、8341部队的王姓政委汇报，王政委又层层上报到国务院。”

“第二天一早，二十多个人来到现场，首长问邹衡有什么要求，他说这里要保留，如果推了，北京的历史就没法研究了。首长又问要保护多大一块，邹衡就比划了一片地。首长考虑了一会儿说：‘中国这么大，保存这么三千多平方米一块地算什么？’接着他下令所有的推土机开走。”

回忆起这一段时，赵福生绘声绘色，一再强调，邹衡为保护遗址立了大功。不过，遗憾的是，推土机开走后，刘李店的土层叠压关系已破坏殆尽，1962年还在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，地面上也见不到了。

1996年西周燕都的城墙发掘现场

听说“老施家”倒卖青铜器的逸闻趣事后，邹衡又派四五个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窖附近开了条20米×0.5米的探沟，寻找大墓。

“虽然没挖出青铜重器，但通过这次发掘，邹先生大胆推测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初封地，这在国内是第一次。”说到这儿，赵福生不由感叹邹衡运气太差，“几年以后才知道，这条探沟的南头，距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几米了。”

1973年春，由北京市文管处、中科院考古所等共同组成的琉璃河考古队，对这片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。发掘地点就选在刘李店村，1972年推土机推过的地方。

“从1973年开始日升策略，我就再也没撤离过琉璃河，尽管参加发掘的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，但我在此一干就是27年半，直到2000年4月退休。”田敬东没想到，自己和琉璃河遗址的缘分竟然这么深。

这次发掘面积不小，达2500平方米，但西周遗迹、遗物很少。刘李店发掘受挫后，郭仁和田敬东觉得瞎子摸象不行，于是南下洛阳，把全国最棒的“探工”马武堂请到了琉璃河。

从1973年秋到1975年冬，洛阳铲把周边几个村都钻了个遍，共钻探出墓葬及车马坑178座。在“探工”绘制的图上，墓葬位置、形状、大小都一清二楚，琉璃河考古这才走上正轨。

探工在遗址附近钻探

牛头鬲、堇鼎出土记

牛头鬲

1975年，琉璃河考古掀起高潮。现今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铜礼器中，有85%出自琉璃河遗址的西周墓，仅251号、253号墓就贡献青铜礼器44件，其中的牛头鬲和堇鼎，是首博的镇馆之宝。

“1970年代，侯仁之来周人墓葬区参观时，在一个大灰坑里扒拉了两下，就扒拉出一个青铜镞（箭头）。出土牛头鬲的251号墓，墓坑上部早已被破坏，仅铲去30厘米的表土层，就露岀了墓口。”田敬东说，这是个未被盗掘的中型贵族墓，墓内北端二层台仅青铜鼎就摆了6件。

随葬器物中，最精美的就是牛头鬲（音立，古代煮粥的锅），它由7个牛头组成花纹，盖内及口沿内壁还铸有铭文，大意是：“伯矩”受到燕侯的赏赐，心里颇荣耀，于是铸此鬲。由此，这件器物被称为伯矩鬲，又因全器用牛头装饰，俗称牛头鬲。1996年，首博还用此鬲的造型图案制作了馆徽。

253号墓在251号墓之南，墓的一半被压在断崖下，一半在沟内，与路面平齐。田敬东说，虽然都是中型墓，但此墓发掘起来可比251号墓难得多。由于墓坑较深，坑里积满了水，当时的排水设备也不给力，考古人员只能下水去捞。

堇鼎

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、最重的青铜礼器——堇鼎，因体大器重，三个鼎足又深陷淤泥，用人力根本无法取出，最后只好把绳子拴到鼎的两个“耳朵”上，墓上面架起滑轮，吊出水面。

堇鼎的铭文，不仅证明了这里就是三千多年前的燕国都城，还佐证了《史记索隐》中的记载：召公奭虽然受封于燕，但本人并没有去，他留在都城继续辅佐周王，只是派遣长子前往燕国。

有这么丰富的内涵，堇鼎作为北京城历史之源的见证，自然当之无愧。

燕侯墓的意外之喜

燕国的家族墓地找到了，但燕国最为关键的人物，燕侯埋在哪儿呢？1981年至1986年，中国社科院与北京市再度联手，“地毯式”挖了214座墓葬，21座车马坑。

这是琉璃河墓葬群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发掘，但如果没有1193号大墓清理结束前一天的意外发现，收获恐怕还不如1970年代多。

上世纪80年代发掘水墓现场

1986年的11月29日，1193号大墓已经发掘了47天，即将收工。突然，一股寒流不期而至，为了赶在封冻前将墓葬清理完毕，考古人员加快了速度。

考古队员黄秀纯记得，当时地表土都冻上了，墓坑里的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。天灰蒙蒙的，又阴又冷，还飘着小雪。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中探墓，酒是不能少的。“谁下墓坑每人两瓶二锅头”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民工争先恐后地要求下去。为了抵御寒冷，考古队员下水前也要喝二两白酒，在水中泡10分钟就得上来，再换另一批下去。

说是发掘，实际就是在水下摸，摸一件，捞一件。摸着摸着，有个民工喊：“殷老师，有大家伙了。”中国社科院教授、考古队队长殷玮璋马上喊：“停，停止发掘。”他让无关人员都上来，由专业人员下去捞，最后在棺椁东南的泥水中，收获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。

克盉

克罍

专家们欣喜地发现，在两件器物口沿与盖内竟然有着几乎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，通过铭文可以肯定：墓主是第一代燕侯，铭文是他受封的第一手资料。这对研究北京古代史，起到决定性作用。

1990年4月，北京市文物局还特地在前门箭楼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公布琉璃河遗址的研究成果，明确北京是个三千年古城，由此，北京也成为各国首都中建城历史最悠久的一个。

为北京溯源

遗址范围

北京溯源，追溯到了琉璃河的西周燕都。那么，作为我国的首都，北京多大年龄了？有没有生日呢？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，是一辈子都在研究北京城的侯仁之。

据《北京建城年代及地点论证工作综述》，专家们足足论证了7年，最终确定北京始建于“公元前1045年”。

以公元前1045年计算，至1995年，是北京建城3040年的日子。那年，北京第一次过了回“生日”，举办了隆重的城庆纪念活动。

虽然有了官方“年龄”，但考古工作者对燕都建城年代的质疑与探索仍未停步。1997年，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，为琉璃河遗址设置了专题，由赵福生主持，在“工程”开始后的几年中，对燕都古城的城址、宫殿区、祭祀区等进行了补充发掘。

有成周字样的甲骨

一处埋土最深、年代最早的灰坑里，发现了刻有“成周”两字的甲骨。这一证据说明，先有成周城（西周东都）才有燕都城，这推翻了燕都建于“商末周初”的说法，也就说，燕都最早始建于成王（周武王的儿子）时期。

专家们考证认为，武王克商之年，周武王只是占领了商朝都城安阳，北京地区很可能还没在周朝的势力范围内，因此燕都不可能在当年建成。

又根据克盉、克罍的记载，燕侯应该是在召公当太保时，也就是成王时，被分封的。断代工程认为，北京建城的历史应追溯到西周成王元年，即公元前1042年。

虽然西周燕都不是建于武王时期，也不是在夏商古国的基础上建成的，但它依然不愧为北京城市的肇始。

这座古城规模宏大，据可考的城墙分析，古城面积比故宫略小六分之一，遗址总面积大概是天坛公园面积的两倍多。目前，已知遗址内有平民居住区、手工业作坊和建立在夯土台基上的宫殿。在近三米厚的城墙外，还有燕国贵族、殷商遗民的陵寝，出土了很多珍贵的饰物、车马器、陶器、漆器、青铜重器等。

青铜器中的赵国人形象

琉璃河古城完备宏伟，辐射四周，一开始就给北京的城市建设定了个高标准，但奇怪的是，在这座城市的墓葬中，大约在西周中期，就不再出现高级礼器了。这在考古学上是个很重要的变化，学者们推断，此时它已不再是国都，降级为普通城市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。

琉璃河的许多问题都有待揭秘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琉璃河东北，一片宽阔的河滩地上，一座更壮观的城市终将崛起——那是战国时的燕都蓟城，是唐幽州，是辽南京，是金中都，是元大都，明清乃至今天的北京城。

图片均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提供日升策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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